读文件我在行。单位里开会，有念文件的事，我都去争取。因为我定力不太够，听别人念，我坐不住，有时候还犯困。让我争取到嘴的，不管重要不重要，我一概很认真地对待，再冗长乏味的文字，中间不喝水，不清嗓子，也没差着行念过。单位里念文件这种学习方法，据说是从战争年代保存至今的，是当代传统。当年部队里官与兵识字的不太多，上级有重要的文件发下来，找读过书的人念一遍，大概意思就清楚了，之后再组织一两次讨论，目的是把文件的要点记住。习惯都是养成的，这话说得一点不错。

　　文件是公文，是给公众看的。私人看的叫信件，一个人写信，怎么写都可以，鬼画符也行。只要读信的人愿意看，并且能看明白。公文是讲规矩的，只是这规矩是断代的，不沿袭，不传承。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公文的写法，甚至在一个朝代里，因为皇帝换了，公文的写法差异也挺大。公文不是小事情，一个时代里，老百姓怎么过日子，是民风的基础。公文写成什么样子，是文风的“发源地”。用时尚的词说，民风是通俗文化，文风是高雅文化。民风与文风糅合起来，新鲜的时候叫时代气息，过一百年之后，水落石出，就叫时代烙印。

　　看一个朝代的文风，是朴实的，还是浮夸虚饰的，看看当时的奏章、圣旨、律条、讼状，以及史官的文字，基本上可以看出梗概。夸一个作家，最了不起的“授奖辞”，是说他“得风气之先”或“开一代文风”，意思是说他和这个时代的文风不太一致。

　　最早的公文是甲骨文，也是笔法最简练的公文，是真正的“寓繁于简”，那种简练，那种高浓缩的文字是迫不得已，因为要刻在龟背和兽骨上，受“硬件”限制。那时候“卜辞”也是公文一种，巫师是精神领袖，是宫廷文官。卜辞是深奥难懂的，是天书，国君也读不懂。“卜辞”头上的那一层雾水，是巫师的饭碗，人人一眼望穿的话，巫师就没饭吃了。

　　秦朝的文风杂芜，也可以叫风格多样化，那种不成形和不定型，源于那一时期文化的重头工作是统一文字。汉代的文风是了不起的，尚儒，又朴实大气。“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史记》和《汉书》是汉代文风的代表，均是天赐的大手笔。《史记》就不用说了，《汉书》开卷第一篇第一段就很有那么一点“浪漫主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对班固老爷子不服真不行，确实不同凡响。写刘邦妈妈的外遇与神交，是他爸爸亲眼见的。真正的春秋笔法，证据“确凿”，有谁胆敢不相信，请去问问高祖的爸爸。

　　魏晋重文采，讲形式与手艺，公文多是“才情并茂”的。到了唐朝，“文起八代之衰”，倡导古文的朴实之美，去魏晋的骈俪气，“文采不宜伤叙事”。元代重视祭祀，这类文字留下来的多，读着开阔也传神。领导人重视什么，一个时期就风行什么。元代“曲”盛，曲高但和者不寡。元代的国家特征是打天下，不在治天下，有浪漫的精神气质。遥想当年各级大汗们，开疆拓土，威风马上。将士们也要有业余生活的，蒙古族人于歌舞是内行，军**谊，“曲”的基础是牢靠的。

　　清朝的文化贡献多，劣的贡献是文字狱，好的贡献是《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编出好字典的朝代是大朝代。《康熙字典》1710年开编，1716年成书，收汉字47035个，主持人是张玉书、陈廷敬。《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编修，历时二十年，1793年收工，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近10亿字，由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是集大成，是两座大仓库，一是字库，一是文库，至今仍是文化上的骄傲，“康乾盛世”不是空口说着玩的。元代与清代都是少数民族主持国家政体，蒙古族治元朝，满族和蒙古族合营治清朝。清代存在的时期长，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恐怕是原因之一。十多年前，我曾有过一次难得的机会，“借机”翻阅过一个月的清代婚姻刑案的卷宗。用现代的观点去看，有些结论多守旧礼而违天理，有些还特滑稽。但文笔谨严，案件的叙述简约清晰，一宗案子，几百个字就交代清楚了。我们如今的公文实在不好意思去恭维，套话、虚话、空洞的话蔚然风行。我曾朗读过一个“植树”的文件，文件核心讲的是为什么植树，植树的意义，环保，以及做人的情操修养，青年人的成长，贯彻精神等内容，高屋建瓴，上纲上线。但要把树种活的字却是一个也没有。

　　古文今译也是如今太糟糕的一种文风。这种事我们也做，台湾那边也做，但严谨去做的太过寥寥。一句古文几个字，却“译”出几十个字。《四库全书》要这么译一家伙，我们就实打实进入了“知识爆炸”的时代。

　　现在看“**”时期的报纸和文件，直觉是可笑的地方多。一个人活到可笑的地步是悲哀的，一个时期的文风如果让人可笑，是更大的悲哀。不知道再过一百年，后人怎么评看我们这一时期的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