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编这期稿子，累了就找旧书消遣，读到明人陈继儒《小窗幽记》，真是明人明言，也做一回夜读抄：

　　食中山之酒，一醉千日。今之昏昏逐逐，无一日不醉。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安得一服清凉散，人人解酲。

　　天下有一言之微而千古如新、一字之义而百世如见者，安可泯灭之？故风、雷、雨、露，天之灵；山、川、民、物，地之灵；语、言、文、字，人之灵。毕三才之用，无非一灵以神其间，而又何可泯灭之？

　　还有济公的一些诗偈，济公才是真的诗仙。

　　粥去饭来何日了，都缘皮袋难医。这般躯壳好无知，入喉才到腹，转眼又还饥。唯有衲僧浑不管，且须慢饮三杯。冬来犹挂夏天衣，虽然形丑陋，心孔未尝迷。

　　健，健，健，何足羡？止不过要在人前扯门面。吾闻水要流干，山要崩陷，岂有血肉之躯，支撑六十年而不变？棱棱的瘦骨几根，瘪瘪的精皮一片，既不能坐高堂，享美燕，使他安闲；又何苦忍饥寒，奔道路，将他作贱？见真不真，假不假，世法难有；且酸的酸，咸的咸，人情已厌。梦醒了，虽一刻也难留；看破了，纵百年亦有限。倒不如瞒着人，悄悄去静里自寻欢。索强似活现世，哄哄的动中讨埋怨。灵光既欲随阴阳，在天地间虚行；则精神自不肯随尘凡，为皮囊作楦。急思归去，非大限之相催；欲返本来，实自家之情愿。咦，大雪来，烈日去，冷与暖，弟子已知；瓶干矣，瓮竭矣，醉与醒，请老师勿劝。

　　陈继儒说：“语、言、文、字，人之灵。”文章是传达思想灵魂的。《死魂灵》是俄国的一本名著，着眼点是正在丧失的社会的良知与良心。一个人的灵魂死了没有什么，不管是伟大的人，还是渺小的人。但如果整个社会的灵魂在衰弱，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赫兹里特是19世纪初的英国批评家，散文写得也挺棒，他写过一文，《论平易的文体》，抄录几段，供读者围观。

　　平易的文体并非轻易得来……这种文体比任何文字都更加需要精确，或者说，摒除一切陈言套语以及那些若即若离、不相连属、胡拼乱凑的比喻。飘然自来的浮词切不可使用，而要在通行词语中选优拔萃……要像一个完全精通词章之道的人在日常谈话中那样，说话行云流水，娓娓动人，明晰畅达，却无掉书袋，炫口才之嫌。

　　当然，你无须像在教堂里讲道或在舞台上朗诵那样拿腔作势；然而，你也不可不分轻重，不讲分寸，信口哇啦哇啦，再不然就乞灵于粗俗方音，油腔滑调。

　　华丽的文章好做，只要在叙事状物之际采用夸大一倍的字眼就行，然而，想要找出确切的字眼，与那一事物铢两悉称，纤毫不差，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要是随心所欲的矫饰就能形成优美的文体，那么只要对某位作家使用的单词长度加以计算，或者只看他如何把本国语言换成累赘的外来语词（不管和内容关系如何），便可判定文风的典雅了。这么说来，为高雅而舍平易，因典丽而失本意，岂不是太容易了吗？

　　作为一个作家，我竭力使用那些普普通通的字眼和那些家喻户晓的语言结构，正像假如我是一个商贩，我一定使用大家通用的度量衡器具一样。

　　词汇的力量不在词汇本身，而在词汇的应用。……正像在建筑中，要使拱门坚固，关键不在于材料的大小和光泽，而在于它们用在那里是否恰好严丝合缝。

　　一个人写文章，只要他不是立志要把自己的真意用重重锦绣幔帐、层层多余伪装完全遮掩起来，他总会从熟悉的日常用语中想出一二十种说法，一个比一个接近他所要表达的情感，只怕到了最后，他竟会拿不定主意要用哪一种说法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心意哩！

　　一个时期有相应的世风，也有相应的文风。汉唐和魏晋自不必说。八股文是硬性规范，是应试作文，也不必说。五四时期，行文方式是这种模样的：“今年底春天来底格外早，草儿们一齐争着绿呢，蜜丝李着信差送来一函，要几个人去踏草迎春。她该是有恋爱心呢。”杨朔先生是1968年8月被迫害致死的。1960年写的《荔枝蜜》，结尾一段是：“这天夜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那个年月，谎话和真话是搅在一起的，大文化人也不例外。今天的文风，有报纸和文件的那种方式，也有博士硕士论文的那种方式。官府和学府，是每个朝代里文风的策源地。涉官府的话咱不敢说，如今著名学府里也在倡行论文打假，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文风特色。这两种方式，几十年之后的人，不知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