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干庙院内碑碣林立，有百余幢。特别是北魏孝文皇帝拓跋宏“吊比干文”碑，1963年列为省重点文物。这是一通集文学与书法价值很高的石刻珍品。历代金石集录多有收载，素与洛阳龙门二十品齐名。
伯夷叔齐认为周取代商的做法太可耻了，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相携着到首阳山上采薇菜吃。在采薇菜时，他们还唱着歌说：“上那个西山哪，采这里的薇菜。用那强暴的手段来改变强暴的局面，我真不理解这样作算是对呀？先帝神农啊，虞夏啊！这样的盛世，恐怕不会有了。我们上那里去呢，真可叹啊！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于是就饿死在首阳山之上。
他们的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当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说：“古之贤人也。”又问：“他们对所作的事不觉得后悔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后悔的。”后来又进一步的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如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伯夷、叔齐的思想行为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仁”。伯夷、叔齐兄弟让国，充分体现了“仁”的道德标准。孔子也赞扬他们“求仁得仁”。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道德表准也是“仁”。第二，“义”。让国，首先就是“义”字当先的，行为是无比高尚的。第三，“礼”。伯夷、叔齐“耻食周粟”，宁死全仁，用孔子的话就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就是儒家提倡的“礼”。第四，“孝”。伯夷以父命为尊，宁可不作君王，也不违背父亲的遗愿，这就是“孝”。兄弟让国，体现的是“悌”。不难看出，孔子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都能从伯夷、叔齐的思想行为中找到源头。从这些佐证，完全可以看出，伯夷叔齐的思想行为是孔子儒家思想形成的基础，孔子儒家思想是东方世界的道德源泉。伯夷叔齐的思想行为，也就是名副其实的东方德源。
夏四月，周武王回到丰邑（陕西西安长安区沣河西岸），向周族的太庙祭祀。
灭掉殷商之后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把原来商朝直接统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叔处掌管，卫由叔鲜掌管，庸由叔度掌管，史称“三监”，以监视商朝遗族的动向。
周武王这才放心，到管地狩猎，并作《大武乐》。
BC1048年，周武王十三年，有巢氏的国王前来朝觐。
此时原本希望借周兵帮助自己夺位的微子大失所望，周武王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天下共主，只是缺一个名义了，微子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微子持商王室宗庙礼器，来到武王军营前，表示投降。他袒露上身，双手捆缚于背后，跪地膝进，左边有人牵羊，右边有人秉茅，向武王请罪。武王将他释放，仍然任用他为卿士（副相）恢复他原有爵位，以示宽厚为怀。
微子的行为一举扫除了周武王称天子的所有障碍，相当于献上了传国玉玺。周武王获得了成为天子的合法性。
周武王在得到商朝的礼器之后，将商朝的历代先祖迎入太庙，以表示自己继承了商朝的大统。之后周武王始称天子。
商朝末代几代王费尽毕生心血才勉强将东夷击败，以致于给了周朝偷袭灭商的机会。而商朝突然灭亡，必然引起东夷的重新崛起。周的国力其实远不如商，而商倾尽国力才平定东夷，周不能不全力以赴。
当周武王以“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后，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治理好国家，武王访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恳切请教治国的道理。
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于是便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史称箕子明夷。
箕子是商朝末年时的大思想家，儒家学说早期的代表人物，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
前面介绍过，箕子的主体思想源于大禹的《洪范》，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
在商周变易之际，箕子便趁乱逃往箕山（今陵川棋子山），过起一段短暂的隐居生活。
箕子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两色石子摆卦占方，借以观测天象，参悟星象运行、天地四时、阴阳五行、万物循变之理。这就是围棋的由来。
箕子在箕子台(河南西华县)软禁期间以及在箕山时期，将《洪范》一书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并且结合夏、商各朝经验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完善。
《洪范》相传为大禹所作，前文有述。为夏朝和商朝政治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
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